书接前文：前两个月我们接连写了两篇关于“天将降大任”于什么人的文章。（点击阅读：天将降大任于“斯人”又上热搜，为何这个问题是无解的），在留言中很多人很生气，认为自己当初的教材就是“斯人”。所以我们置顶了一条留言，希望大家能找到自己过去的中学教材中这篇孟子的课文，然后拍照发给我们。
之后的确收到了很多网友发来的图片，虽然其中绝大部分是某音某手的短视频截图，但的确也有一些是自己的中学语文教材，我自己也从网上多买了几个版本的中学语文旧教材，包括很多人在说的苏教版旧书。等书都收到后，会汇总再跟大家如实说明。当然，今天的文章主角并不是孟子，而是上次文章中提到的另外一个“语文传说” —— 文章中截了某个网友的微博。之所以截图这位网友，是因为他提到的几个点都很有代表性：比如认为词典上把“shui服”偷偷改成“shuo服”，这个我们之前写过了（点击阅读：89%的人记得小时候“说服”读shuì，所以我买了一堆老词典来验证...），其实我们小时候的词典字典上，也都是“shuo服”。只有我国台湾地区的词典才是shui服。这并不难理解：shui音的“说”字本身就是“说服”的意思（如：触龙说赵太后）：说（shui）客=去说服他人的人；游说=四处去说服别人；那说（shui）服=说服+服，就很怪了。而他提到的另外一个“篡改他记忆”的证据，则是“小叮当”的“dang”字，这也是网上的一段“公案” —— 很多人认为自己小时看到的哆啦A梦名字中“小叮dang”的dang字是有口字旁的，但现在却发现变成了没有口字旁的“当”字。
如果我们现在查查，就会发现新华词典上根本没有口+当的dang字。即便我在电脑后台上找到其他字体中的“口当”字，写在文章里，等到发送到手机，就会变成了“小叮x”。这么神秘的事件，自然会有很多猜测。有些人认为这又是教育主管部门的黑手操作，有些人则认为这就是出现了诸如时空穿越，或者又套用了这两年很火爆的词“曼德拉效应”。所谓曼德拉效应（Mandela Effect），是Fiona Broome在2009年提出的一个现象，她和很多人都确切的记得纳尔逊·曼德拉在1980年就死在了南非监狱中，因此后来发现曼德拉居然活着而且还当上南非总统，觉得这一定是有大阴谋。曼德拉效应在互联网上非常流行，因为发现了很多大众记忆与事实不符的情况，而背后的原因也众说纷纭。那“小叮当”是怎么回事呢，是不是也是阴谋论呢？所以我们先调研一下大家关于曼德拉的记忆吧。
我在身边调查的结果，是大部分人都记得曼德拉当上了总统，很多人也很奇怪为什么会有他关于“死在监狱中”这种说法的存在。
这可能就体现了一个“曼德拉效应”的特点，那就是区域性。欧美世界对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印象很深，很多人那个时候就知道曼德拉，而当时在抗争中死去的南非反种族主义斗士不少，所以很多人会有“曼德拉死在监狱”中的印象。但对于中国民众，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来说，大多是在1990年曼德拉出狱之后才知道这个人（更不要说那时候还没出生的90后），因此我们就不会有“死在狱中”的印象。“小叮当事件”的背后，其实也有区域和时代的局限因素所在。最简单的一个因素就是：“小叮当”从来就不是蓝胖子在我国大陆地区的正式名字，我们小时候第一次正式版权引进蓝胖子的时候，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88年出版的，当时的名字叫做《机器猫》。
可能更多人对之后这个人美版本更熟悉：
又过了几年，版权合作方从人美变为吉林美术出版社，吉美版最开始的名字则是将机器猫和哆啦A梦并列。
之后因为作者藤子先生的遗愿，希望能将全世界蓝胖子乱七八糟的译名都统一起来，所以现在的版本上已经没有机器猫的名字，而只有哆啦A梦了。而书中人物的名字也进行了统一，不再有多个版本。
既然我们正式出版的蓝胖子从来没叫过小叮当，那这所谓有口无口的记忆又是哪里来的呢？
答案是：港台版动画和盗版漫画。
在1970年代，哆啦A梦已经在日本流行之后，因为时代的因素，当时还没能正式授权在周边国家出版，因此，这就创造了一个“商机”。当时香港《儿童乐园》杂志开始在上面连载哆啦A梦，当然，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国际版权一说。
而既然没有授权一说，名字就可以自己起了，香港（盗）版的哆啦A梦，就被命名“叮噹”。
即便到今天，虽然正式的名称已经改为哆啦A梦，但很多香港人仍然习惯叫哆啦A梦为“叮噹”。
在蓝胖子走红香港之后，海峡对面的台湾地区的出版社也嗅到了商机。包括青文出版社在内的多家都陆续出版了自己（盗）版本的哆啦A梦，名字也是在香港版上进行了稍微的修订，叫做“機器貓小叮噹”。
而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，台湾地区当时和日本的关系非常恶劣，这种日本文化的输入品自然就需要“隐晦”一些，台版哆啦A梦中人物的名字彻底的“汉化”，“叶大雄”、“陈宜静”、“王聪明”之类的名字现在还朗朗上口，包括里面的地址也都从日本搬到了台湾地区。
随着“小叮噹”的走红，在版权意识薄弱的当时，台湾地区各种出版社开始大规模竞相盗版，不只是各种版本的原著盗版涌入市场。也出现了各种山寨版的“小叮噹”，还拍出了盗版的“小叮噹”动画电影。其中有些甚至可以以假乱真，比如青文自己请人画的“大长篇”系列，制作之精良完全不输于正版的大长篇，不愧台湾当时的“世界盗版工厂”地位。甚至现在因为版权原因，已经看不到这些有趣的盗版大长篇，我个人还觉得有点惋惜。
截图：YT 瘋狂老爹频道
而类似“金庸新著”的擦边球产品，如什么“小叮咚”这种就更多了。有趣的是，当时台湾对于这些作品也有各种社会争议，盗版商还以“盗版小叮噹是反日爱‘国’”来抗辩，真的是很有既视感。在改革开放开始初期，港版台版的漫画大量涌入大陆地区，“小叮噹”的名字也就成为一代人的记忆。
但问题来了—— “小”和“叮”都是繁体简体相同的汉字，而“噹”则是个繁体字。对于那些声称小时候“当”字有口字旁的人，如果是50后或者之前的人士我认为是合理的，但如果是学新简体字长大的6/7/8/90后，就没多少可信度了。原因很简单：因为在1935年，当时钱玄同提交，国民政府通过的《第一批简体字表》，将“當”简化为“当”，而“噹”简化为“口当”。所以当时是有这个字的。
而从1956年，新中国公布了《汉字简化方案》，當和噹这两个繁体字，合并成没有口字旁的“当”。所以当新简化字普及之后，就没有“口当”这个简体字存在了（繁体字当然还在）。1956年《汉字简化第一表》
对于当没有口字旁而感到很愤怒的人，其实应该庆幸拨乱反正的很及时，取消掉了某些人“简化上瘾”而弄出来的“二简字”。因为在1977年版颁布的二简字中，“叮”还被简化成“丁”了，如果当时发疯似的二简字方案没有被抵制掉，那就没有“小叮当”，而只能是“小丁当”了。
这点从我自己手头的各版本老词典中也能证实。
在1936年编撰的《国语辞典》，也就是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前身中，依然是有“噹”字，也有对应的简化字（口当）。
而在1957年出版的《新华字典（商务新一版）》中，就已经没有（口当）这个字，而是简化为了“当”。
1983年出版的《现代汉语词典（第2版）》中，也是将“噹”简化为“当”。之后的版本也都是如此，就不一个个放截图了。
所以在藤子先生开始画蓝胖子的时代，简体字中已经没有“口当”这个字了。至于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自己小时候看到了这个字有口字旁。除了年纪比较长，在50年代之前出生这种可能性外，其他的主要原因，就是盗版书上乱印导致的了。
在那个盗版占主流的年代，各种不同的封面都有，毕竟只需要美工画个图而已，就像我们的封面一样，所以蓝胖子叫什么名字都不奇怪。
有“小叮当”的：
有直接印繁体“小叮噹”的：
甚至还有把“叮当”逆向繁体，变成不伦不类的“叮當”的：
不仅如此，两位藤子老师的其他作品，因为“叮当”化，也是印刷的各种乱，封面上有的是“当”，有的却是“口当”的版本。
所以如果记忆中蓝胖子的名字是“小丁 口当”，那这和汉字改革或者课本没什么关系，是小时候盗版书看多了。
回到文章最初的微博，这让我联想起此次关于“斯人VS是人”大讨论中，某一篇文章提到的一个很有趣的观点，作者说：这次论战之所以打的这么狗血，是因为论战的双方其实并不是什么“斯人派”vs“是人派”。而是一些人是在探究到底哪种对，到底旧教材学的是什么，而另一些人是在坚定维护“我绝对不会记错”的自信。这两种不同的目的，当然会鸡同鸭讲。
所以我相信，就算证明“小叮当”不是“小叮口当”，想必他还是不会相信，毕竟我们又不能“打死他”。
不过他信不信，并不是我们努力找资料、写文章的动力来源。写今天的文章，是因为蓝胖子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之一，所以对我来说，很在意他的名字是小叮当还是小叮“口当”？
因为我小时候一直看的是人美版，所以对我来说，这个蓝胖子，以前叫做“机器猫”，现在则依照藤子先生的愿望，改回了自己的本名音译“哆啦A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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